大学里的精神和写作孤旅 ——读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

第四期 / 重读

大学里的精神和写作孤旅

——读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

作       者：于   萌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沈从文 / 图片来自网络

真正优秀的作品是常读常新的，而真正优秀的作家，其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历程同样值得“一读再读”，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富于生命力的作家。2018年2月出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以下简称《前半生》），是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继《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之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沈从文生命轨迹的又一力作。通览全书，作者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作品、信件、回忆录等一手文献，以生动的史料来揭示沈从文创作和思想的嬗递过程。

张新颖敏锐意识到涉及沈从文创作历程的一些关键问题，但限于作品的主题和篇幅，有些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展开讨论。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沈从文的大学执教经历。沈从文1929年首次站上大学讲台，在中国公学开设“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两门课程。对此张新颖解释道:“这两门新课，从国文系统眼光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讲课的人自己也不免低人一等；换种眼光看，却实为得风气之先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其重要性要到很久之后才会被慢慢意识到。”[1]这段话道出了两个关键点，一是在讲授高深知识的民国大学，“新文学”即现代文学曾经不被认可为值得讲授的“学问”，专门教授现代文学的沈从文“低人一等”；二是沈从文讲新文学虽然当时不被重视，但其价值却在日后逐渐凸显。这两点都是值得深入发掘与探讨的。实际上从1929年到1949年，沈从文有超过13年的时间都在大学执教，可以说除了作家，他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大学教员。而以小学学历登上高等学府讲台，讲授的又是备受质疑的现代文学，在强调学术系统性和知识科学性的大学场域，沈从文可谓“先天不足”，“后天”也处于劣势。在大学环境中，沈从文一直饱受嘲讽与轻视，他所接触的人事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心态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

现代作家担任大学教职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有的进入大学任教的作家，像刘半农、闻一多等，顺应学术体制的要求逐渐转型为学者；有些不愿接受学院规训的作家如郁达夫、老舍等，短暂任教后即选择离开，专心于创作。沈从文迥异于这两种情况，他既没有离开大学，也没能真正被大学接纳，而是处于孤独的边缘境地，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也推动着新文学教育的发展。

一

1929年，行伍出身，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被胡适破格聘为中国公学教员。此时沈从文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他愿意放弃相对自由的职业作家生活，执掌教鞭，主要源于经济压力。创办《红黑》杂志失败后，背负债务的沈从文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在徐志摩的推荐下，进入中国公学任教。在梁实秋看来，“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一个没有正常的适当的学历资历的青年而能被人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是很不容易的”[2]。此事之成，一方面因为校长胡适的赏识，另一方面则受惠于当时相对宽松的大学聘任制度。

沈从文以“文名”得到赏识，但并没有得到学术体制的认可。他的大学执教之路颇不稳定，导致其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等多校不断辗转。早期，由于缺乏学术上的成果，加之学历过低，在职称待遇方面，大学往往给予沈从文最低标准。进入武大之初，他想担任讲师，因学院反对，不得不接受助教身份。到校后他甚至“找不到一个按日吃饭的地方，住处因为照规矩是助教，也很坏，住了半月霉气还没有法除去。（教授讲师住处就好多了）”[3]。他无奈表示：“因为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3]111。

除物质生活上的差别外，对沈从文影响更大的是遭受学院同侪的排挤和讥诮。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学风守旧，势力甚大的保守派看不起新文学。朱东润回忆在此短暂任教的叶圣陶，“不是什么大学毕业……而且曾写过白话小说，这就成为他的罪状”，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刘赜根本不将白话文算作文学，“因此圣陶的作品便成为他的包袱”[4]。这正道出了沈从文的类似遭遇。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下，文学创作不被当作教师的学术成果看待，甚至还会被视为“罪状”，成了立身于学术界的障碍。

在大学环境中，沈从文不仅要忍受旧派人士的轻视，实际上也难以融入新派学者的圈子。他过早辍学，没有高等学历，更无留洋经历，与注重同学之谊的学人群格格不入。他自称“乡下人”，同新派学人相比，根本就是“生活、习惯、思想”都不相同的“两路人”[5]。青岛大学时期，闻一多等教师组成“酒中八仙”，定期聚会。他们清一色受过高等教育，皆留学欧美和日本。虽然他们支持新文化，但因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沈从文并没能与之成为生活中的密友。沈回忆说：“同事中熟人虽不少，我却很少去过他们家里”[3]512。在学人圈中，“乡下人”太少了，所以他感觉异常孤独。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受到学生的爱戴，但张新颖述其心理状态：“沈从文自己的感觉却未必如此；即使感受到这份爱戴，也并未因此而得到充分的愉快。事实上，他心绪恶劣，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糟糕的方面。”对大学场域的不适应，正是这糟糕心绪最集中的体现。最初数年里，由于学术体制的歧视，沈从文对大学教职缺乏自信。他自谴“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3]16，加之性格内向，欠缺教学经验，使得他应对学生和讲课都谈不上成功。第一次上课时，沈呆立讲台上十余分钟没有开口。无所适从的他屡次想辞职而不得，后来“书是教厌了，也不走，也不摆脱，仍然到时上课，在课堂就觉得非常可怜”[3]69。在讲究学历又重视学术研究的环境中，在学界耆宿和留洋才俊的包围下，“低人一等”的沈从文，自然会滑向体制的边缘。因排挤和边缘人身份产生的孤独感，伴随了他十余年的任教生涯。

饶是如此，客观上说，沈从文的大学教育生涯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二

张新颖评价沈从文的大学新文学教育时指出：“一个本来专事创作的人，因为教育需要，同时成了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还不仅如此，另有超出个人之外的意义：很多年之后，中国新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研究这一学科史的人追根溯源，探寻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于什么学校开设专门的课程……具有独立的学科性质的课程，一般认为朱自清一九二九年春季在清华开课……是较为明确的一个标识。不过，很少人注意到，半年之后，即有沈从文在中公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并印行了讲义《新文学研究》。”[1]86-87确实如此，沈从文理应同杨振声、朱自清等人一样被视为推进大学新文学教育的先驱者。如果说杨振声和朱自清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为新文学进入大学奠定基础，那么沈从文就是从新文学的价值发掘、批评研究和教学实践层面开拓了大学新文学教育的空间。

自20世纪20年代起，新文学可否称为“知识”，能否在大学讲授，一直存在争议。著名学府如浙大、上海交大都拒绝开设新文学课程，即便讲授新文学的大学，也多将其作为选修课。沈从文除了自身的弱点，这种外在的环境自然也是对他不利的因素。但是，尽管资料搜集艰辛、论述困难，沈从文仍在实践中不断努力，对当时的大学新文学教育，有所推进。

沈从文首先从观念上明确大学新文学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是改进白话文学的根本办法；在具体的研究中，则努力将新文学系统化和知识化。他著有长文回顾小说和新诗的发展历程，尝试历史分期，提纲挈领地拈出每一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分析其成就与不足，作“史”的意味非常明显。如张新颖提到的《新文学研究》讲义，就根据时间线索主要分析新诗的发展，将诗歌分为尝试、创作和成熟三期，并编写了《现代中国诗集目录》。沈从文善于将作品置于新文学发展的历程中观察，明确其文学价值，试图赋予新文学一定程度的学理性。

沈从文对新文学教育的另一重要贡献，体现在其个性化的作家作品批评上。《前半生》重点介绍了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张新颖指出：“这类文字的产生，直接关联于他大学教师的新身份，关联于他在中公和武大讲授新诗和现代小说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因而大部分脱胎于他的讲义”，反过来也可以借助这些文字“想象沈从文的课堂”[1]103。

虽是作家出身，但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却体现了学院派相对纯正的文学理想。他坚持文学独立的审美功能，反对文学成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庸，注重以文学启发读者对生命的深层次探索。沈从文凭借作家敏锐的艺术感觉，通过直观的感悟对作家作品展开赏析，发掘文本潜藏的意蕴。这种文学批评，有一种诗意的呈现，而不是理论堆砌，本身就具备审美价值。分析作品时，沈从文坚持作家间的对比，从中探究联系，比较异同。

沈从文以自身认同的价值趣味讲授新文学，将个人见解作为“知识”传达给学生，并在思想活跃的大学环境里，接受同行的论辩与学生的批评。他执教的这个过程，是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对新文学的认知体系的。可以说，教师兼作家的双重身份，促使沈从文在学院化思维和作家感性思维交织下，形成了鲜明的文学批评维度，并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活动中。

此外，沈从文还逐渐摸索出一套以习作课为核心的现代白话文写作的教学方法。《前半生》归纳了几个关键词，来引出沈从文的授课特点：“纸卷”“题目”“谦抑”“贴”“裁纸边”[1]279-280。看似简单，实则贴切地呈现了沈从文的写作课堂。沈从文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习作，认为习作有不断练习、反复探索的意味。因此他希望学生通过持续的练习，提升写作能力。课上沈从文非常自制，从不引经据典或讲授概念，也很少统一命题，而是通过具体细微的“字眼”让学生练笔，如写下“寒”“冷”“冻”“冰”四字，要求学生体会语义的差别，再用文字描摹出来[6]。沈从文还经常发挥自己的创作优势，将其作品作为教学示范，展示叙事的诸种可能，告诉学生：写作故事“得打破一切常规框框”[7]。对于优秀的学生习作，沈从文还会自费代为介绍发表，以此鼓励学生不断从事写作练习——为节省邮费，经常会裁去稿件的纸边。

那个时期，专门从事大学新文学教育并取得成绩的人，还屈指可数。仅就这一点说，沈从文的大学执教生涯也可以说是成功的。沈从文以作家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和独特的授课方式，为大学新文学教育加入了新的特质。他努力推动新文学高等教育的规范化，在此过程中开掘新文学的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冀图借由教育—权力机制实现大学对新文学的认可。这在不断提高新文学教育地位的同时，实际上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

三

沈从文没有像大多数进入高校的作家一样放弃创作，转型为纯粹的学者。在学术科研压力之下，“低人一等”的孤独感却又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持久动力。他始终坚持创作，从未停下手中的笔，甚且从执教大学的生活中寻到了创作的灵感。

20世纪40年代，难以进入大学场域主流的沈从文，心态上发生了很大改变，对轻视和嘲讽业已习惯，逐渐释然。他坦言：“教书总还是与理想工作相称，所费时间不多，过日子比较简单，不用无味应酬，大部分时间可用到写作或读书。”[3]407执教后期的沈从文，已经不想离开大学。大学教师于他是一份“职业”，是为文学创作“事业”服务的[8]。任教经历对他的创作观念和实践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精神生活层面来说，学术追求与学科知识提升了沈从文的创作水平。不善言辞的他，利用习作教学促进了自身文学理念和创作的成熟。“通过这个工作，取得许多写作上的不同经验。所以当时什么都写，而且文字风格常有变化，就是受这个客观需要影响”[9]。习作课程面向学生的特殊性质，使沈从文更关注作品的精神境界。他认为在中国公学时，自己开始“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9]85；到青岛大学时，“才进一步有意识写一个故事的起尾，所要达到的效果在动笔前预先考虑到，并有意识的注意将达到什么效果”[3]508。这种变化使其更加严肃地对待文学，提升作品的精神内涵。为更好地向学生展示叙事的多样性，沈从文在文体、写法等方面不断探索。如《腐烂》“是为学生习作举例写成的，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10]。在习作举例中，沈从文没有遵循固定的理论，而是大胆创新，有意识地打破体裁界限，运用书信、日记、散文、戏剧等多种体裁要素，在文字、结构、内容等方面也更加严谨。

沈从文试图在传统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尽管未能深入，但从中汲取了大量知识，开拓了视野，笔下产生了全新的作品。小说集《月下小景》的很多故事源自佛经《法苑珠林》。在武大时，他“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或二次。对写作得益，对中古小说发展史也有较多理解”[10]468。转入青岛大学后，因教授小说史，触发了他对小说演变的疑惑，于是“从《真诰》《法苑珠林》《云笈七籖》诸书中，把凡近于小说故事的记载，掇辑抄出，分类排比，研究它们记载故事的各种方法”[5]215，由此提高了小说写作技巧。从本质上说，沈从文仍是一个作家。如果说学术研究没能使其成为完全的学者，却也给了他创作的助力。

另一方面，自己的执教生涯也为他提供了新的故事素材，沈从文创作了一批以大学师生为题材的小说。《前半生》写到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与李霖灿、李晨岚等青年学生的交往，“年轻人深入边地创造事业的热情梦想，反过来触发了沈从文的创作”[1]284。当然，沈从文更多的也看到了大学环境中知识分子的另一面，他用尖利的笔触刻画了这些。对知识分子中卑劣和虚伪现象的揭露，展示了他的真实心理。沈从文实际上是高校精英的一员，可他如局外人一般，用冷眼审视知识分子衣冠楚楚之下人格的缺失和生命活力的萎缩。这类作品包括《冬的空间》《薄寒》《春》《知识》《八骏图》等。

《八骏图》是沈从文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刻意描摹的正是他在其中备受冷落的教授群体。作品对学者名流极尽嘲讽之能事，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与这一精英群体的疏离与隔阂。其结果，如他所坦承的：“《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教书生活……偶然写成的一个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住一处继续共事下去。”[7]105在拒斥主流的心态下，沈从文很难真正融入那个大学教师群体，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人默默写作。

张新颖的新作《前半生》，就像是一部关于沈从文的“情绪历史”，通过拨开烦琐史料构成的历史迷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沈从文生命中那些可以成为“文学史时刻”的人生节点，独具慧心地凝练贯通了沈从文的文学人生。

沈从文一直强调：“我的工作本是短篇小说，写作或教学，始终不离开。”[9]93民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长期处在大学的边缘，在孤独而艰难的调适中，达到从教和写作的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在以学术研究为评价标准的大学里，这种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对此沈从文有清醒的认识，他不认为从事的工作具有普遍意义，指出自己的写作和教学是“小手工业生产及训徒方法”[9]112。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知识积累和兴趣转移，沈从文已将部分精力投入文物研究中。如果没有社会的变动，他很可能转变为大学环境中名副其实的学者。但其前途，或许如他在小说《建设》文后之所言：“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摇摇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10]458在大学这个环境中，无论精神还是写作，沈从文走的路始终是孤独的，这却也成就了他的独到之处。

注释

[1]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86.

[2]梁实秋.梁实秋文学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9：379.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07.

[4]朱东润.朱东润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34.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

[6]诸有琼.忆沈从文先生教写作课[M].新闻与写作，1988（7）.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525.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34.

[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25.

[1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64.